妻子冯茜，女，29岁，某德国企业深圳分公司高级主管，月薪近2万元；
丈夫张文和，男，28岁，深圳某公司网络维护技术人员，月薪4000余元；
两人婚龄2年，未生育。自购住房120平方米，价值68万元，首付20%后每月银行按揭还款3580元。交通工具为私家富康车一辆。
我们都还彼此深爱着对方，却在“花钱”的现实面前惶惑不安：难道收入高的女人注定不能与收入不如她的男人结合？这样的结合一定就是不会快乐幸福的吗？
一
文和是我一心想嫁的好男人。那时候，世人眼里的“门当户对”是令我嗤之以鼻的一个词。
我和文和是在2001年元旦的老乡聚会上认识的。认识他以后，我很自然地把他当作我的保护神，家里水龙头坏了、开车蹭到了别人的车、买东西时被人讹诈等等大小麻烦，我都是第一时间里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总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而来替我解决。有一次，为了帮我去超市搬沉重的物品回家，他的手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被偷，事后我表示要买一个赔给他，他怎么都不肯。
2001年的圣诞节，我们在体育馆的一家酒吧“蹦迪”，舞池里忽然发生小青年斗殴事件，当时的我被乱糟糟的情景惊呆了。文和一手紧紧拉住我往大门外跑，另外一只手为我挡住随时可能冲撞过来的人群，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很感动，他的呵护与责任感打动了我。后来，我放下矜持主动追求他。
刚刚拍拖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。因为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似乎配不上我：当时的我在一家美国公司独挡一面地负责部门工作，月薪1万多，我在家是独生女，父母不仅不要我的钱，还经常唠叨着要给我凑钱买房；而他一直都是在他现在的公司工作，收入几年如一日看不到增长。家境贫寒的他还有两个在念大学的弟弟和妹妹，不多的收入里还要分出一部分资助家人。
但他的确是个好男人：对长辈孝顺，为人善良，对我的照顾体贴细致，平日里不嗜烟酒，不赌博。在我们的感情生活里他还经常创造一些浪漫，有一次我出差回来，给他打了个电话就蒙头睡觉，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花店的人也到了，一大束花之外还有一份打包好的早点，连花店的女孩都一脸艳羡。
2002年春节，我们结婚了。新房自然是我早就购下的那一套，房子的装修用了我父母作为陪嫁出的5万块钱。结婚前几天，文和的父母坚持交给我两万块钱，说这些年他一定没攒到什么钱，但作为男方娶妻，无论如何不能不花钱。
举办完婚礼，我们就匆匆回了深圳。我的工作量很大，还经常出差，而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的悠闲。他下班回来后，先去超市买菜、补充日用品，到楼下干洗店把我的衣服取回来，然后回家做饭。我下班的时候，热腾腾的饭菜和满房间悠扬的音乐就已经在等着我的归来。我很乐于享受工作劳累回来后他体贴入微的温情。
二
真正过日子后，花钱的矛盾接踵而来。你花得多、我花得少等问题成了悬挂在我们头顶最敏感的一根神经，让我们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。
结婚后，文和坚持每个月由他来供银行按揭款，他的工资本来就不高，付掉3000多元的按揭款后，不到1000元钱了。刚开始我担心他的钱不够用，主动在卧室的抽屉里放了1万元钱，让他自由支取，但从来都没见过他动用那笔钱，于是我时不时地悄悄往他的钱包里放上几百块钱。除此之外，我要求家里的其他开销都由我承担和支付，把所有的水电、煤气等费用的账单都划到我的银行卡上扣款。
矛盾的首次突现是由文和的父母来深圳小住的那个月开始的。
我自小不擅家务，又不愿让文和成天像个“家庭妇男”一样洗衣、拖地、收拾屋子，所以在结婚后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天做两个小时的家务。文和的父母来到深圳后，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每个月花上将近500块钱请人做家务，极力向文和表示他们可以代为劳作，起码在他们住的这个阶段里就不要再请外人做家务、花冤枉钱了。文和抵不住他们的再三教育，和我谈起此事。我考虑反正公婆也只是小住，不想让他们心里不痛快，于是便暂时辞了钟点工。于是，我们家没了钟点工的打扫和清理，家中卫生状况每况愈下———冰箱的面板上滴落着颜色可疑的斑迹、角落里的灰尘与日俱增、厨房的垃圾清理不及时而散发出异味、床单换下来后在洗衣机里一泡就几天……我当然不能指责老人们没有把我们的家务料理好，于是再次把钟点工请进了门。
也许是我的做法让文和与公婆有几分难堪与不快，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时，文和第一次对我用了责问的口吻。我心里一烦，脱口而出：“不就是每个月500块钱吗？我又不是出不起！”
那几天里，文和显得有些郁郁寡欢，我才意识到自己那天的言语可能伤害了他。一天下班后，我特意在地王大厦的商场里挑了一件高档衬衫带回家送他。在以前，我也经常买些衣物送他，他都很喜欢。文和是节俭惯了的人，他自己买的都是些价格低廉的衣物，结婚后我逐渐把他搬来的物品中不入流的衣物淘汰掉。
回到家里，他们都在等我吃饭。我扬了扬手里的手提袋高兴地让他先试试衣服。于是公婆也乐呵呵地围过来看。他们的笑声在看到衣服上的标价牌后嘎然而止———2300元的价格赫然在目。吃饭的时候，婆婆有意无意地说起我的衣橱里的衣服泛滥成灾，挂都挂不下了。我心里的委屈腾地就上来了：的确，向来花钱大手大脚的我经常大包小包地往衣橱里添置新衣物，而且价格都不菲。可我这种工作性质，每天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富则贵，衣服如同行头！再说，我用的是自己的钱买衣服，就是花再多钱，也是我自己赚来的。于是我的脸色也不好看起来，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。
一个休息日的上午，我难得清闲地在阳台上浇花，婆婆在我身边转来转去，先是东拉西扯聊天，最后终于到了正题上：“小茜啊，你看你和文和也都快30岁了，应该要个孩子了吧？”
其实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们楼下草坪上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可爱的孩子在嬉闹，我和文和总是喜欢凑上去逗逗他们，看着文和满眼的温柔与向往，我的心里也涌上温情的暖流……如果我们有个孩子，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完美无缺。可是，如果我一旦怀孕生子，许多工作就要受到影响，甚至可能会被调换部门，我的收入势必会大幅度下降，而且漫长的孕期会让我失去很多晋升的机会。还有，生下孩子，在他(她)能上幼儿园之前谁来照顾？如果我一直在家带孩子，靠文和的那点收入根本不够。虽然我们有一点积蓄，但在物价昂贵的深圳，很容易就坐吃山空了。
我只好把这个难题往文和身上推：“要孩子的事情，你们还是问问文和吧。”
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向他的父母解释此事的，一直到公婆离开深圳回老家，他们都没有再提要我为他们添孙之事。文和却有一天和我商量想换个公司，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。
准备换工作的阶段里，文和每天上网查询是否有回复及安排面试的通知，也去了几家条件更好的公司应聘，但都没有结果。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
三
我并不一心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大款，但生活里很多问题偏偏就在“钱”字上打下一个疙瘩。我和文和的角色无法对换，感情被“钱”拖得疲惫不堪，生活越来越尴尬。
2004年的春节前夕，我们公司组织了一次新年宴会。公司鼓励员工们携家属一起参加。我早早就通知文和下班后打车过来，我们在“圣廷苑”酒店的大堂里会面。可是酒会前的晚宴就快开始了，他还迟迟未到。我着急地拨打他的手机，才知道他居然是坐着大巴过来的，要知道，从我们家到酒店，没有直达的公交车，还得转车。当时又是下班高峰，他迟到是必然的了！我气得在电话里直吼：“你搞什么啊？打个车都舍不得！”
电话那一端的文和长久地没有说话，只有大巴车上喧杂的背景声在手机中回响。他把电话挂了。
整个晚宴上我心神不宁，时不时地眺望宴会厅的大门入口，希望能看见文和的身影。但他真的没有来。
宴会结束，我开车回家。不知什么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雨，我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阴郁着。我进门后打开灯，吓了一跳！文和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，房间里有一股子酒气，看来他喝了很多的酒，我不禁心里一软：“对不起，今天的事情我不该对你发脾气。我看，我们还是把存的钱付个汽车首期，按揭买辆车给你……”
“小茜！”文和打断了我的话，他激动地大声说：“我不用车，我根本不需要。是不是因为我没车我迟到，让你今天很没面子？是不是我挣不到很多钱让你很没面子？！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人，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，没想到你现在也看不起我！”
我委屈透顶！虽然文和收入比我少，但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他啊。他怎么可以这样误会我！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：“你讲点良心好不好？！”
见到我哭，文和沉默不语。过了许久，他才缓缓地说：“你也许想不到，我之所以节俭，之所以对自己特别抠门，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你的钱。一个男人，收入没有老婆的高，房子是老婆买的，结婚的钱也是老婆比自己花得多，如果再让这个男人去用老婆的钱，是多么尴尬的事情。”
灯光下，文和的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水。我的心很疼很疼，我该怎样来宽慰他？他说的都是事实，而我也确实因为这一切而心生怨言，甚至无意间伤害到他。可是，我又错了吗？我们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，爱情不是可以放在天平上追求平衡的事物。但现在问题出来了，偏偏出在我们在家庭结构里的经济角色的倒置。
我们都还彼此深爱着对方，却在“花钱”的现实面前惶惑不安：难道收入高的女人注定不能与收入不如她的男人结合？这样的结合一定就是不会快乐幸福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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